大约在80年代后期，我陪爸爸去了一趟天津。那一次的旅行使我很贴近地感受到他的童年，感觉出他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，为什么他所以是他。天津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城市，我们坐汽车寻找他的旧居。忽然，我听到爸爸很大的声音，“就是它！就在这里！”
他的家“小白楼”是座两层的小楼，颜色灰突突的。里面住的人家不多，都上班去了，我记得只有两个老人。我们进去时陪我们来的人向住户解释，我爸爸却顾不得和主人多招呼，这在他是很少有的。他沉浸在激动与恍惚之中。
“真是奇怪呀！这是我的书房，我就住在这里，翻译莫泊桑的小说，读易卜生，读《红楼梦》，看闲书，有个书童陪我读书……”他不对我们任何人，声音喃喃地说。我看到的是一间光线昏暗的普通人的住房，摆着床和桌椅，非常的普通；然而在他的眼光里，这些房间奇异地活起来了，有人在里面出入。
“啊，这是小客厅……”如烟的往事使他悬思其间。
我们走上楼，楼梯更加暗了，又窄；记忆里楼上的光线像是亮堂一些，房子也比较宽敞。
“那时候真是乌烟瘴气哟！哥哥在楼下抽鸦片烟，父亲母亲在楼上大客厅里抽。那间大客厅，北洋军阀的大政客黄郛来过，黎元洪的姨太太也来过，真奇怪，过去的事情竟然记得这么清楚……”
我爸爸一次又一次站住，四下张望，置身于他的童年之乡，实在使他迷惑不解。我则想像出一个不大的男孩儿，放学回家时的情景。家里十分安静，没有人声，空气中飘散着一股他熟悉的气味。他走进自己的屋子，做自己的事儿，但是有一种东西一点点渗透到他的身体里面。
后来我们下了楼，经过一间屋子，他说那是他们吃饭的地方。“我最怕吃饭，父亲总是在吃饭的时候发啤气，骂厨子，有一次一脚就把哥哥的腿踢断了。”他沉默了一会儿，“我父亲，他高兴时就背我，我十五岁时，他还背过我，在屋里走啊走啊。”
这是我陪我爸爸回天津旧居时的大致情景，我想说的是我有一种感想，出生在旧中国的文人，他们大多从小就感到压抑，继而觉悟到有一股与他们格格不久的势力的存在，从此他们的生存就处于个人与一种势力对峙的状态。这成为他们无法逃脱的命运，他们也不想逃脱，他们从来无缘体味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闲情逸致，这才是他们的情结。
我无法说出这种势力的名称。在我之前，在不同的时代，它以不同的面目存在了上千年，它改变了人生存的定义，使个体的生命消失，变成一种适合于它的物质形式。无数中国人的生活被改变，而那些不甘于被改变、有独立意识的人，就要有所作为。
我爸爸写剧本就是他的作为。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，才华更是上天给的。我爸爸有幸被赋予了才华，他的成名是在很年轻的时候，像几乎所有当代的中国文人一样，在二十几岁就迸射出生命中创造的光辉。我体会他真正的才华，在于他全身心地活在自己独特的感觉之中，登上了自己的那块石头。
由此我想到自己的幸运。一个有才华有灵魂的人活在我身边，使我得以一直看着他生命的进程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如同看着众多的中国文化人，甚至是中国的知识界。当然我不能把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等同于另外一个，但他们的命运确有共同之处。
曾经我写了一个话剧《谁在敲门》，就是出于我所处的独特的位置与切身的感受。我试图写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人，有过了不起的创作，后来创造力消失了，但奇怪的是一顶闪光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中，这顶帽子被揪下来，连同他的脑袋一起扔进了屎坑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帽子和头再产被安放在他的身体上。这是一种极端反常然而又确实正常的现象，戴着耀眼的“桂冠”，而随时可能连脑袋一起被摘除。
长时间以来，我爸爸和许多的人，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，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页切除术，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，还有就像输液，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。这是一种对自身渺小卑微的恐惧，我知道这是非常严酷的事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时我在上初中一年级，我爸爸被打倒，被揪斗。我在学校里是“黑五类”子女，不允许进教室，只能坐在教室外面，一坐就坐一天，不能动不能说话。现在回忆起来，那时不管我们做什么，怎样做，我们的生存都不可变更地处在假定有罪的状态下。
我发现了一个本子，封皮上是我爸爸的笔迹，写着：十年浩劫回忆录。关于我上面说到的情形，他写道：“我心痛极了。我有罪，把我抓去斗，狠狠斗死了，就算了；十来岁的孩子有什么错，为什么还要连累我的孩子们！真想紧紧抱着小方子痛哭，但孩子不干，她没有心情受任何人的爱抚，连爸爸也不能勉强她。但我知道她是爱爸爸的，她湿润的眼睛对我闪出怜悯的光。”
有一段时间，我爸爸被关在牛棚里不能回家，早上让他们到马路上扫大街，小孩子就用石头砸他们。他说：“我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，一字不识的人，没有一点文化的人，他们真幸福，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，没有被辱骂，被抄家，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。”后来我记得放他回家了，他把自己关在屋里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。造反派命令他参加批判会，一进单位的门他就难受极了，他说：“那些人你说是人也好，是鬼也好，是神也好，反正我惹不起。我就是孙子，也不是孙子，就是一条虫，随你们怎么碾。”
人民大学那时就在我家隔壁，每天从早到晚造反派都在高音喇叭里大叫大碱。我爸爸在回忆中写道：“酷热的夏天，本来在我的小屋里就很憋闷，现在更加不能忍耐……半夜醒来，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阵粗野的声音，那鬼哭狼嚎使我的胸口隐隐作痛。我胆战心惊。我觉得不久这群发疯的黑狼将包围我，抓着我，用黑爪子抓伤我的脸、我的背，我感觉自己已缩成一团。我不愿叫醒睡着的方瑞和小欢子，她们沉沉地睡在另一间小屋里。白发的岳母瘫在木板床上，一夜一夜地咳嗽。四面是乌黑的海，黑浪滚荡着，时而漂浮起几个没有眼睛、没有面目的人头，发出声声惨叫……这大约是梦，我惊醒了。我勉强安慰自己，用一颗安眠药只睡了两三小时。”
再之后他被革命群众“解放”。我爸爸看过传达室，先是在首都剧场，结果被来中国访问的日本人发现了，就把他调到北京人艺宿舍的传达室去，分发报纸，传呼电话。我记得他被表扬过，因为他在食堂里每顿都只吃四分钱的菜。有一次我外婆吃白薯，把皮剥掉，他觉得浪费，就把白薯皮吃下去。我有我爸爸在那个时期的一张照片，他坐在传达室的一张破桌子前面，手拿报纸，身后的墙上布满水印，脸上倒是乐呵呵的。
我了解我爸爸，他不是一个斗士，也不是思想家，恰恰相反，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。但我深知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，他的生命是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态，始终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鼓动，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都是充满了矛盾的，而且都加倍地放大了。当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，所有的路都堵被死，而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力量，绝望和恐惧就把他压垮。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我爸爸的社会活动渐渐多起来，头衔也越来越多，他的时间几乎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填满。每次活动回来，他一阵风似的从门外进来，脚步匆匆，进屋后把衣服一脱就倒在沙发上。他总是弄得十分疲倦，人好像被抽空了似的。
有一回他回到家，精疲力竭往沙发上一倒，我跟过去坐下，同情地说：“真够忙的。”
他缓过点神儿来，说：“就是无聊就是了，没点儿意思。”他一下子就把话说到根儿上去。“一天到晚瞎敷衍，说点这个说点那个，就是浑蛋呗！没法子。”
我听惯了他骂自己，就笑笑。他又说：“我现在的脑子是空空洞洞，一无所有呀！”
过了一会儿，他见我还坐在旁边，就又对我说：“告诉你，每个人都有一本账，我写不出东西是我自己的账。你别以为我苦恼，你苦你的恼吧！”
千真万确，我亲眼看到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着他。这痛苦不像“文革”时期的恐惧那样咄咄逼人，人人不可幸免。这痛苦是只属于他自己的。
痛苦是他的天性。而他的性格中具有好热闹的一面，不甘寂寞的一面。
好热闹和不甘寂寞我认为是两回事儿。好热闹是个人的事情，好办；不甘寂寞就不光是他自己的事了，弄不好就变得很难办。
有的上午他坐在沙发上看报，看着看着睡着了。电话铃一响把他闹醒，电话总是要他开会、题字、看戏、评奖之类的事儿。他一接电话就清醒了，人也精神了，什么事都应承下来。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有活动，有时一天有四个日程，日历本儿上记得满满的：追悼会，法国议会代表团，送机场，英国大使馆，等等。
每次参加活动回到家，他都极为疲倦，还有一股说不出的沮丧。当然也有挺得意的时候，但这样的时候毕竟不多。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。有一次他和我说，我是用社会活动麻醉自己，我想写，写不出，痛苦，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。他感叹道：这么下去怎么得了？
然而，长时间的寂寞又会使他烦躁。他坐在桌前翻手边的东西，毫不相干的杂志，又走到书柜前漫无目的地找书，读出一本本书的名字；他在屋子里东走西走，他的脸这时候绷得紧紧的；我看见了，走过去摸摸他的脸，他站住，松懈下来，对我说：“不行了，孩子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来那个劲儿，可是像是不大行了。”有那么一会儿，我们互相看着，我多么地理解他因而可怜他。事情是多么明白啊！我本想安慰他，才摸摸他的脸，可是我什么也没能做到。
我爸爸得过严重的神经官能症，多年来他的睡眠必须要靠安眠药。吃了安眠药之后，他就大大地放松了，种种潜意识都变成话语，像地下的泉水一样往外冒。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在床头灯的直射下亮得吓人，我就坐在他身边可他并没有看见我，而望着他活生生的痛苦。
“我痛苦，我太不快乐了，我老觉得我现在被包围着，做人真难哪！我要坦白出来，我怎么自私怎么坏，我要说心里话，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。”――“我最恨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，没有一个没坏心眼儿的，禽兽比他们好，恨就恨，爱就爱。”――“昨晚那个大使，说什么伟大的作家，了不起的作家，狗屁呀！我听着一点不高兴，我想得太大了。我想但丁，想托尔斯泰。”他顿住一口气，然后深深地吐出来，“都七老八十了，还成什么呀！我呀，在这个世界上白白过了一辈子，但我有一个最大的所得，我悟啊！这个世界实在不高明。人哪，是个丑恶的东西，可是也不，人又那么地吸引你……”他什么都讲，毫无顾虑，他总是为自己一生中所犯的各种错误，失当的行为反复思虑、后悔。有时候他拉着我的手，“小方子，你逼我吧，不逼不行啊！我要写东西，非写不可！”他嘴在脸上用力地抿紧，目光灼灼，闪动着生命的光焰，“我要做一个新人，忘掉过去的荒诞和疑虑，我要沉默，我要往生活的深处钻，放弃这个‘嘴’的生活，用脚踩出我的生活，用手写真实的人生。”他的话像文章一样，思路畅通之极。
多少这样的时光，我已经睡下，他连声地叫我，接着开始他的倾吐。床头灯照着我们，他立下志愿。
在我爸爸去世后，我和妹妹整理了他给我们的信，一大部分的信是他1981年到1983年间从上海写给我们的，那时他准备把解放前写了两幕的未完成的剧本《桥》写出来，那一段时间的信几乎都说到写作的问题。
他在信里说：“这几年，我要追回已逝的时间，再写点东西，不然我情愿不活下去。爸爸仅靠年轻时写了一点东西维持精神上的生活，实在不行。”他又说：“爸爸最近才悟到，没有一定的工作方向，随遇而安，浪费青春和中年时光，这是最可怜的，想起来甚至觉得惨痛。只有在暮年猛追一阵，补去已逝的时间。但创作真是极艰苦的劳作，时常费日日夜夜的时间写的那一点东西，一遇到走不通想不通的关，又得返工重写。一部稿子不知要改多少遍，现在爸爸连一个草稿，不，一个真正的大纲都没有搞成。当然真有一个结实的大纲与思想，写下去只是费时间，倒不会气馁。”
1983年4月5日的信：
“人生只此一次，若不战胜私念，决心想为人做点有益的事，则日后心感痛苦。无论学医治学、写作都是一个道理。不悟出自己活着的使命则一事无成，势必痛悔为何早不觉悟。爸爸近来异常奋发，又万分苦恼，就因早未觉悟，早未明白，在私念中浪费大半生命。”
到了1985年晚些时候，我在他的信里看到这样的话，“心事并不颓唐，还想有所作为，只是年老体衰，何日大去是不可测的。”
在他年老之后，也有过一段日子，他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趴在客厅的方桌上写着什么。我手里有一张上面写着一些字的白纸――
“为什么一个字也写不出。天沉着脸，像是又要下雪，其实方才还是亮晶晶的，怎能一转眼就变成这样一副讨人嫌厌的样子。这个天就像我，一天能几个神气，说明心中有怨气。但天不应该有什么内心的活动。我是人，人却不能不有各种变化。譬如我总像在等待什么，其实我什么也不等待。”
也许他始终有所期待，期待奇迹的出现，可奇迹没有来，不肯再来了。我知道他开过若干个头，但据他说总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。我问过他为什么？怎么就写不下去呢？他说也不是害怕，就是觉得不对头，觉着可能出错。我想我能理解他。偶尔，我也有另外的想法，这是不是他下意识为自己找到的一种借口呢？难道他真的就不能战胜内心的魔鬼？不能解放自己？我无法得出结论。
多年以来，我爸爸的手边一直有好几个本子，有活页本，有很小的笔记本，也有学生用的横格本，本子里内容纷繁，有他的断想，有日记，有一篇篇的人物对话和他自己写的诗，最多的是他想写的戏的提纲。
我爸爸去世后，巴金伯伯的女儿打电话和我说：我爸说曹禺真可惜，他就这么走了，他心里有好多好东西，他把它们都带走了。
我爸爸在年轻时真是非常的自信。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。然而老年之后，那股自信早已不知去向，不知为何物了。他常常怀疑自己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好，怀疑它们的价值。我劝他不要想了，因为这不是他的事。
“怎么讲？”他问我。
我说出看法：“你写了剧本，尽了你的力，以后就由时间去衡量了。”
“那我的戏是不是还算经得住时间考验的？”
“你说呢？”我反问他。
“你说呢？”他又问我。
我想他心里是有答案的。在他重访母校南开中学时，为中学生们讲话，他说：“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，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，人又是非常宝贵的。人啊，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。无论做学问，做什么事情，如果把人搞不清楚，也看不明白，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。”
在我爸爸1982年6月10日给我的信里，他写道：“一个作家必须有真正的思想。一个人没有思想便不成其为人，更何况一个作家。其实向往着光明的思想才能使人写出好东西来，你以为如何？希望你能真正在创作中得到平静快乐的心情。”
在他1982年7月13日给我的信里，他说：“天才是‘牛劲’，是日以继夜的苦干精神。你必须有一个高尚的灵魂！卑污的灵魂是写不出真正的人会称赞的东西的。
“我的话不是给木头人、木头脑袋写的。你要经常想想，揣摩一下，体会一下，看看自己相差多远。杰克・伦敦的勇气、志气与冲天干劲，百折不回的‘牛劲’是大可学习的。你比起他是小毛虫，你还不知道苦苦修改，还不知道退稿再写，再改，退了，又写别的，写，写，写不完地写，‘迷’在写作里，那怎么行？”
今天，他不在了，再看他对我说的这些话，我想自己没有辜负这份深切的的父女之情。我走进了他指给我的迷人的创作境界，他曾经在这里获得了极大的享受。这是人生多大的幸事啊。
（摘自《倾听名人之后的讲述》，文联出版公司2005年3月版，定价：20.0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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